几天前，一则内容为“上海两名残疾老人房产被‘监护人’变卖”的新闻引起热议。两名被害人年近花甲，且均无民事行为能力，长期生活在崇明某福利院，街道残联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，担任两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老人的监护人，勾结两名老人所在福利院，借“以房养老”名义变卖、转移残疾老人名下房产。卖房所得资金，被挥霍一空。

前面案例，监护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有关单位指定“被动”取得监护权。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，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，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如何担责，如何监督监护人履职，法律尚没有明确规定。只有当侵害确实发生了，被监护人才能寻求事后救济，而此时往往财产已经遭到挥霍。法定监护的弊端凸显，在法律又无法修改的情况下，我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监护模式，来规避因为监护引发的“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”。

如何防范监护权被滥用、防止监护人监守自盗？向大家介绍两种监护模式，较好地解决了监护人按法律规定“被动选定”的问题：

一是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。

法条指引：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，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。

案例一：赵女士的丧偶多年，一直自己养育未成年的儿子，前不久赵女士查出罹患癌症，一旦她去世，按照法律规定她的父母会成为儿子的监护人。因为自己的父母已经年逾花甲，担任自己儿子的监护人恐怕力不能及。

公证员建议：赵女士在立遗嘱处分财产的同时，为儿子选择合适的监护人，在其去世后担任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。

赵女士最终听取公证员建议，在遗嘱中指定自己的姐姐在其身故后作为其子的监护人。

二是通过协议约定监护人。

法条指引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可以与其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，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。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，履行监护职责。

案例二:张爷爷终生未婚，也未收养任何子女，古稀之年的他，因为担心自己突然神志不清，想提前安排一个人，届时帮自己处理生活、医疗事务。

公证员建议张爷爷选取自己信任的人，签署监护协议，即办理意定监护公证。

公证员为张爷爷设计了符合他实际情况的意定监护协议，协议约定张爷爷的侄女在条件成就时担任其监护人。这样，在张爷爷发生昏迷、判断能力衰退、身体障碍等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时，其侄女可以行使监护人权利，使其人格尊严、生活质量、个人财产等均得到有效管理，帮助张爷爷安享晚年。

如何规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权、如何防范监护权被滥用呢？

公证处在代书遗嘱或者设计意定监护协议时，会依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，增加资金提存或者监督人的内容。资金提存的设定，使监护人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内容行使监护权，如预先对提取条件作出设定，以此防止监护人滥用被监护人财产。公证处担任监督人，可以对监护人履行监护协议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，使监护人在公证处的管控下对财产行使财产处置权，对监护人在财产管理方面进行监督和限制，如意定监护中监护人存在违反预先设定的情况，则可以依照协议规定让监护人及时改正并承担相应责任，确保监护人完全履约。

来源：房产业务部